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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梦幻银幕 文 / 顾保孜 更新时间:2012-3-11 17:07:16
 

现在看那个时期的“样板戏”,几乎都是好人红彤彤,坏人臭烘烘。这恐怕真是个创新,但这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违背观众心理需要的创新。作品超现实,超离生活本质,使得观众在看“样板戏”电影时,感到银幕上英雄在天上,而自己却是在地上。观众的感觉总是游离在电影叙事之外,不能得到心灵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启迪。

 

 

 

 

江青拍摄“样板戏”失利,她在毛泽东面前悲伤,毛泽东亲自点将前去帮助拍摄。毫无思想准备的狄福才一身军装走向17号楼

 

 

 

自从江青在上海拍摄“样板戏”电影失败后,情绪有些低落。她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寻找基地拍摄,没有想到又不顺利。不是剧组之间的矛盾,就是剧组和摄制组之间的矛盾,要不就是厂里的派性矛盾。重重叠叠的矛盾摆在江青面前,善于制造矛盾的江青,这时却缺少解决矛盾的高明绝招。她被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搞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结果折腾了一年多,银幕上仍不见“样板戏”的一点光影。

1969年5月,8341部队副政委狄福才从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回到中南海,突然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叫他马上去见江青,有重要情况。狄福才愣了,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江青找他会有什么事情?他虽说是8341部队的副政委,因没有分管江青的警卫工作,和江青接触不多,江青也没有找过他,今天怎么会想到了他呢?如果是其他领导人找他去,他也不会这样疑神疑鬼、猜东猜西的,江青的为人和各种传说实在让人心里没底。

狄福才是河北人,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几乎都是在警卫的岗位上度过的。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党中央的战斗,在杨家岭还为毛泽东站过岗。1949年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来到和平解放的北平。从走进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没有离开过警卫工作这个岗位。1966年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开始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领导工作。“文革”一开始,又被派去工厂“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警卫局人手比较缺,准备叫他回中南海抓警卫工作。可他刚回来就让江青知道了,而且叫他马上就去。

狄福才虽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汉子,脾气很倔,浑身充满着军人的胆量和豪气,但是,毛泽东的夫人——这种身份本身就有一种无形的震慑力,所以提到江青,他就有压力感,这种感觉好似影子一样跟在他的身后。

以前他对江青可以敬而远之,离这个影子远一点。这次,他是远不了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肯定是不行的。不过军人不喜欢打无准备之仗!狄福才也一样,他在见到江青之前要先探听个虚实,好有个思想准备。

他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处处长(那时的中央警卫部门称为警卫处)汪东兴。

汪东兴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领导人的“总管家”。领导人有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召开什么会议,甚至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后通过他安排警卫工作,布置落实。有时甚至还需要他多方协调解决。所以,他是中南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汪东兴一般对部下还是比较和善的,部下有些话也敢和他讲。

他听狄福才一讲,也奇怪了:“江青怎么会找你?是不是要你汇报二七厂‘支左’经验?”狄福才在二七厂“支左”支得比较好,经常作经验报告。所以,汪东兴一想就想到“支左”的事情上去了。

“这样吧,你先去,看看是什么事情再说。”汪东兴迟疑了一下说。

狄福才满腹狐疑地看着老领导,心想:江青有事情马上就会满城风雨的,一般都瞒不过办公厅的,你能不知道?除非是什么机密,要不就是只能少数人知道的重要事情。

但听汪东兴的口气,好像真的是不知道,再问下去,也不可能探出什么内容了,狄福才只好一个人先去再说。

北京的5月,气候十分干燥。北方大漠的沙土经常长驱直入,刮得满城天昏地暗的。江青这时是很少出门的,她遇到刮风下雪的坏天气,就犯头痛病,一犯就睡不好觉,挺难过。不过江青不同别人,她有病痛或是心境不愉快,马上就要发泄,有时就如火山爆发,痛痛快快地喷发,搞得身边的人个个惶惶不安,胆战心惊的。通过这么一宣泄,她的病痛就会减轻许多。

这一天,正好又刮大风,和江青情绪一样,恶劣透了。

自从她拍“样板戏”电影处处碰壁后,就经常怏怏不快地在17号楼看小电影消磨时光,身边的人都屏声静气的,生怕出一点声音,引起首长烦躁。

狄福才双脚刚踏上17号楼大厅的柔软地毯,马上从旁边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卫,上前两腿笔直一并,敬了个军礼,然后做了个请的手势:“狄副政委,首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卫严谨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来,稍稍平稳的心律又跳快了。什么事情这样重要?他随着卫士走进旁边一个小会议室。

果然,江青已经在会议室里等他了,正坐在迎门的沙发里。可能是刚刚看过内部电影,白皙的脸颊上微微泛红,亢奋的精神透过镜片,变成频频闪动的光点。

狄福才一进门,举手敬礼,高声报告:“江青同志,我来了。”

江青高兴地“啊”了一声,站起来,上前就热烈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看见江青这样热情,狄福才刚才绷得紧紧的神经不知不觉地松弛下来。

狄福才坐下,又细细观察了一下和悦的江青,心里奇怪:江青并不像人说的那样尖刻、傲慢嘛!是误传还是自己相处得不多?第一次交往,最好少说多听。

江青不等狄福才发问,急切地亮开高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边有这么多好同志啊!特别是你,主席给我作了介绍,说是你‘支左’支得不错,很有经验……”

狄福才听到这里放心了:“还是‘支左’的事情!”不过一听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扬了他,觉得不好意思,正想解释几句,江青又接着往下说,口气比刚才低沉、缓慢了许多,显得郑重:“我今天请你来,是和你商量去拍样板戏……”江青这时看到狄福才直了直上身,意欲开口的神情,微微摆了摆手,意思不让他做声。

“我刚才从主席那里回来,我的戏拍不出来,没有办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亲自点你的将,叫你去挂帅。”江青先发制人讲完这席话,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这可叫狄福才进退两难了。主席点的将,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誉!但他实在表现不出来受宠若惊的样子。为江青拍样板戏,他心里真的很不情愿,但又不能拒绝。他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进行选择(其实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作出明确的答复,而且是让江青满意的答复。

狄福才毕竟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很快摆脱了不情愿的情绪,回答干脆:“既然主席命令我去北影厂拍样板戏,我坚决服从命令。”他平时讲话很少用心眼的,这次他粗中有细,多了个心眼,和江青讲的一样,也强调是执行主席的命令。

接着,他直通通地将丑话撂在了前头:“我不是文艺科班出身,又没有在文艺界工作过,对文艺界情况不熟悉,京剧更是一窍不通,门外汉……这和在工厂、机关‘支左’不同,困难要多。我是怕……辜负了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务。”

和江青打交道,他不得不留有一手,以后自己好有个退路。

江青笑了起来:“你嘛,多少懂一点,在延安不还唱过两句吗?边学边干。我们都是毛主席文艺战线上的小学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

狄福才心里觉得好笑,唱两句就算懂文艺?看来江青叫他去拍“样板戏”主意已定,连1943年他在延安警卫团当宣传员的老皇历她都调查过了。

“那不叫懂文艺……”狄福才小声嘀咕了一句。

江青没有接他的话茬,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你回去和汪东兴同志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组织起来,要选几个技术过得硬的司机给剧组开车。过几天召集剧组和摄制组的人开会,到时通知你参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会议室门口,停住脚步,语重心长地鼓励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学边干。”

最后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别,用四个字作了终结:“做好准备!”

狄福才离开钓鱼台,即回中南海向汪东兴汇报情况。汪东兴也在狄福才去江青那里时,搞明白了江青找狄福才的原因。他们接下来便一起商量如何召开样板戏的拍摄会议。

 

 

 

江青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样板戏”电影拍摄工作终于排上议事日程。江青的“歪屁股”政策,坐歪了舞台的平衡

 

 

 

两天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剧组、摄制组和北影厂各派头头约百余人。

狄福才进门绕过最后一排,选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刚坐下,就听江青在问:“狄福才同志来了吗?”狄福才赶紧抬了抬身子,应了声:“来啦。”

“你们不是要求8341部队去人吗?我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将啦!叫8341部队的副政委——狄福才同志挂帅。现在正在组织班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狄福才同志……”江青郑重其事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来,和大家认识。

大家一听是毛主席点的将,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番真诚的欢迎,叫狄福才好感动。他暗暗给自己鼓劲,要干好,不能辜负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现在看那时的江青,颇有“弹钢琴”的技巧,会及时掌握旋律,发挥十个指头的作用,这个高音过后,马上就是低音,巧妙而有分寸地利用毛主席的威信解决了她自己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样板戏”的电影拍摄因为伟大领袖的亲自关心终于排上议事日程。

此时日历已经翻到了1969年5月。

第一个拍摄的“样板戏”电影是《智取威虎山》。

拍摄《智》的班子很快搭了起来。名义上是由军代表狄福才统管拍摄电影的政治思想和业务工作,实际是协调无穷无尽并且还在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

没有在文艺圈子待过,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它的复杂和纷乱,各种关系犬牙交错绞在一起,每次你都觉得理出了一个头,每次你又都觉得没有一个是头,一天到晚总是在千头万绪的矛盾里打转转,越转越迷茫。

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武斗、派仗之争,几乎把人们送到扒祖坟的敌视和仇恨之中。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那也是表面的联合。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微笑,背后咬牙。以前的矛盾未消,“文革”又添新恨。

狄福才被这特殊使命驱使,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来到了并不适合他的岗位。

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剧团集中在北京,准备拍电影。各剧团和摄制组的矛盾基本是相似的,一个是“革命旗手”栽培的“革命样板戏”剧团,另一个则是执行“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电影界。由于政治“烙印”不同,所享受的待遇也不同,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亲疏尊卑之分。

别说江青只有一个脑袋,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控制这种矛盾迭出、危机四起的混乱局面。狄福才进入“样板戏”的电影拍摄后,第一个面对的是“豆腐掉到灰堆里”的宝贝演员们。他们在他们的世界待得久了,自然打上了他们职业特点的烙印——热情、灵活、机敏、散漫、随意、缺乏耐力——典型的多血质性格。他们对时事形势漫不经心,对人情世故却十分敏感。

对他们,你一点辙也没有,你着急上房跳楼也没用!演员还是演员,一点不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

主要演员大多年纪较大一些,有过不凡经历,演技是不错的,一般不需要过多操心。可是剧团里许多年轻演员,养尊处优惯了,特别是江青总是宠着“样板团”,把他们当“小祖宗”供着,时间一久,骄娇二气很严重。

说重了受不了,眼泪咕咕的,然后气鼓鼓地向他们的“头儿”——于会泳告状,这不等于是向江青告状吗?说轻了,嘻嘻一笑,依然我行我素。

对于狄福才来说,最要命的还不是领导一群叽叽喳喳活泼多动的演员们,而是怎样应付江青的亲信们。一个于会泳,一个刘庆棠,都是开创样板戏历史、忠心耿耿的头面人物。对一个半路杀出来的“丘八”,能放在眼里?虽说是毛主席点的将,那也不过是来帮助镇住阵脚而已,并不怕他什么。

拍摄“样板戏”之所以矛盾层出不穷,总根子还在江青那里。

江青像一个心胸狭隘却充满母爱的娘,哪个孩子在自己怀里抱久了,就偏爱哪个。“样板戏”剧组在她手里“精心培植”了多年,就不自觉地要偏爱三分。

狄福才一到北影厂,江青曾认真地对他说:“你们去了,就是为保护样板戏,不能让它遭到破坏。你们知道吗?这八个样板戏来之不易啊……到现在还有人翻案,要复辟封资修,要继续让帝王将相统治舞台。这是亿万人民不能答应的事情。古话说‘大意失荆州’,万万不能放松警惕,掉以轻心。样板戏的拍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过有你们这些多年经党考验的好同志完成这项工作,我放心了。”

江青这人讲话有个特点,开始时话还说在谱上,也踩点子。越往后,话越离谱,到后来干脆感情用事,无限夸大其词,几乎让人觉得她闭上眼睛,一味胡侃。

“你们啦……到北影后,要把屁股坐到剧组一边,不要坐到摄制组,否则我是不答应的!”听到这儿,狄福才心里一顿:叫人们坐歪屁股,样板戏的电影还怎么拍?江青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样板戏”已经公开演出,而且“演出成功”。既然有现成的戏,现成的演出班子,只要在拍摄的手法、镜头的运用上花点气力,下下工夫,“样板戏”不是就搬上银幕了吗?她真心想让“样板戏”电影拍好,就应该屁股坐到摄制组才对。

狄福才虽然没有表露出他内心的担忧,但是他已经预感到以后的事情会有很多麻烦,不会顺利的。他的手在口袋里触到了笔和本子,想简单记上几笔,以后也好为“歪屁股”政策留个出处和依据。他一抬头见江青的眼光盯了过来,便没有敢造次。记得以前有一次开会,他们军代表没有理会江青讲话前的再三声明:“不准记录!”在她眼皮底下记了她的指示,没有想到她大发脾气,好像不是在记录她的指示,而是当面收集她的证据。她怒气冲天,一连质问了几个为什么,非要狄福才将到会人的笔记本全部收上来才罢休。

看见江青的目光扫来扫去,他只好抽出手,打消了记录的念头。

以后,他发现,一定要记录江青的讲话。这不仅是对付江青的法宝,也是对付各种矛盾的武器。有了字据,江青即使不认账,这账也记不到他们军代表的头上。

狄福才这位粗中有细的军人,每逢开会,见人多,就往后头坐,好像表现一种谦逊姿态,好座位留给别人坐,自己坐差的。实际他是为了记录方便,一个人猫在后头仔细记录江青的讲话,既安全又清静。

狄福才心里有杆秤,中办负责人曾经交代过他:你去负责拍摄“样板戏”,记住一条,坚定不移地执行主席的指示:不亲一派,不疏一派,不支一派,不压一派,一碗水端平。他知道剧组、摄制组以及工作人员各自都应起什么作用,谁的分量有多重,不用江青指指点点。从江青那里回来,他没有受她的影响。他压根儿没有也不想把屁股坐剧组一边。他所要做的是“一碗水端平”,对剧组、摄制组一视同仁。

原来一直有冷落之感的摄制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可是剧组却感到委屈,像是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江青的耳朵和剧组的头头于会泳、刘庆棠的舌头是相通的。这个特殊现象,狄福才一开始并不知道。有时狄福才从江青那里回来,传达指示时,主要着重正面传达,有意挑一些有利于团结地拍摄的指示传达,不全文宣读。他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可是在他传达以后,马上就会受到于会泳的指责:你为什么要压制首长的指示,封锁党的声音?表面上对剧组客客气气,实际心早就偏到摄制组一边。首长叫军代表把屁股坐到剧组一边,为什么不执行?什么事情都护着摄制组。知道吗,摄制组里有特务、叛徒,小心站错线!

这简直是恫吓!狄福才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就要搞好团结,不搞亲一个疏一个的事情。江青是毛主席的学生,她的指示只能代表她自己,这是她自己说的,不信你去问她。既然不能代表毛主席文艺路线,这为什么要全部告诉大家去执行?”

“江青的指示就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一部分!”于会泳也不示弱。

等狄福才明白了于会泳和江青的关系不同一般时,他的一言一行也早已留在江青秋后算账的账单上了。

小麻烦开始频频叩击狄福才的正常工作,江青的指责随时都会从天而降。

“样板戏”的拍摄班子由北影厂组织,有导演、摄影师、灯光、置景以及剪辑人员,就像现在一方出演员,一方出导演那样合作拍摄。应该说,导演的权力最大,谁上什么镜头,谁适合演什么,导演说了算。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正好颠了个儿,“样板戏”剧团的权力最大,谁上多少镜头,谁要有特写,剧团说了算。而导演次之,他要看剧团人的脸色,小心翼翼安排角色的镜头。

有一次,有位上海演员来北京,找到剧组的住地,正好是午休时间,在门口被传达盘问了几句,她就有点不开心。那天统计吃饭人数时,又没有事先将这位演员统计进去,到吃饭时才发觉,赶快补上名单。演员虽然吃到了饭,可是心里老是觉得摄制组不欢迎她。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于会泳知道了,他借题发挥向江青告了一状,说北影厂来的剧务主任,以前是齐燕铭的秘书,人非常坏,他有意不给上海来的演员饭吃,存心和我们剧组过不去!江青一听,还得了,和“样板”剧团过不去,是和她过不去!她也不作调查,就命令狄福才立即将破坏“样板戏”的剧务主任调回北影厂,组织群众批斗。

这不是给狄福才出难题吗?所谓剧务主任“破坏样板戏”事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是什么“破坏”事件,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况且说来说去,还是于会泳在背后作祟,故意小题大做,想杀鸡示猴,让摄制组的人知道他的权势。

狄福才接到江青这个蛮横的“指示”后,做了一点儿小手脚,他先将剧务主任调回厂,向江青说是送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其实是将剧务主任保护起来。他觉得剧务主任根本没有和剧团过不去,即使有错那也是工作上的粗心,绝不是有意破坏“样板戏”。怎么可以组织群众批斗呢?他到北影厂只字不提江青的指示,而是通知厂里重新安排剧务主任的工作。后来狄福才见风头松了点,又将剧务主任调到舞剧《红色娘子军》电影的拍摄中“官复原职”。

狄福才这样做在那个打小报告盛行的年代里休想能瞒天过海,至少是瞒不过江青的,因为有于会泳的眼睛盯着。

过了几天,江青找狄福才问话:“你为什么将剧务主任放回厂里?”

狄福才已经摸透了江青的脾气,不能硬顶而是绕圈子,几个圈一绕,保准江青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挥挥手叫你走。“剧务主任是根据于会泳同志的意见,放回厂里的。他说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开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厂接受群众批斗的,他不是破坏样板戏吗?”“事情不是像于会泳讲的那样……”狄福才抓住江青的问话,替剧务主任辩护了起来。江青听完狄福才的话,好像有点不服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

“不论怎么说,这个剧务主任有轻视演员不将样板戏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还是要好好整顿整顿的。你也有责任,没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开始降调了,不像一开始那么厉害了。为了维护她的“旗手”尊严,她又批评了狄福才好几次,才将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当时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办,那么“样板戏”史书里又要多一个无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这件事情好像过去,如缓缓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来的却是沉甸甸的石子。这一个个矛盾像石子般沉在双方的心里,平静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一点儿小事也会轻而易举掀起轩然大波!

每逢出现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寻找“靶子”扫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总是在剧组以外寻找。

继“剧务主任事件”之后,驾驶员又成了破坏“样板戏”的“嫌疑犯”。因为驾驶员是警卫局带去的,不是剧组的人。当时办公厅让狄福才派警卫局的驾驶员为剧组演员开车,就是为了剧组安全着想的。哪知,驾驶员从中南海里出来,因看不惯个别演员的懒散、傲慢作风,时时表露出抵触情绪。有一次,司机为“样板戏”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场地,见演员们也不来帮他卸车,就赌气不卸车,让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车上,反正是你们演出,你们不急我急什么?

剧组的人对他就起疑心,甚至坐他的车都不放心,好像随时要遇难似的。

于会泳告到江青那里,面带紧张之色,说这个驾驶员太坏,不能给演员们开车,迟早要把演员翻到沟里的。

江青一听比于会泳还紧张,剧团可是她的命根子!她的警惕往往表现在她对别人历史的关注。连忙打电话,要警卫局查查这个驾驶员的历史,看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蓄谋要破坏“样板戏”?谁见过这么个折腾法,有谁还敢再为剧团开车?没问题也能编出个问题来,这可是一辈子的前途大事,岂敢玩笑!驾驶员立即找个借口,说是要重新整顿思想,乘机脱身,回了中南海。

 

 

 

“香花”剧组,“毒草”摄制组。一到分镜头,就像患上肠梗阻,不蠕动不消化,矛盾全堵在那里,越积越多。200个镜头,风波迭起

 

 

 

内行人都知道,故事片进入正式拍摄,导演、摄影师手里用的不是剧本而是分镜头本。可是“样板戏”就不能按分镜头打乱拍摄,只能按戏的场次拍摄,拍摄中再根据演员的戏和剧情的需要,分为各种镜头,最后剪辑编排成完整的戏剧电影。

1969年下半年,班子搭起来后,第一个起用的导演是谢铁骊。起初,谢铁骊担心自己对京剧艺术不很在行,怕拍不好。这又是第一部“样板戏”影片,责任重大,所以,他建议找一位懂京剧艺术的导演。江青听说后,立即给谢铁骊“打气”,因为她深知必须依靠谢铁骊这样技术一流的导演。

她对谢铁骊说:“我看迷信可以破除,你大胆拍吧。”果不出谢铁骊所料,他以前是故事片的导演,在分镜头中一时跳不出故事片的圈子。他根据演员表演、动作、唱段、近景、远景、推进、拉出、摇动等方法分镜头,结果拍了好几次也不能通过。因为他忽视了“样板戏”的三突出,只是从意境、情节如何引人入胜入手,那当然是不能使剧团的人感到理想了。

江青没日没夜地组织剧团和摄制组看“毒草”戏剧电影和外国电影,同时还多次看戏,可一进入分镜头,就像肠梗阻一样,不蠕动不消化,矛盾全堵在那里了,越积越多。

“样板戏”分镜头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影片分镜头的特殊现象,分镜头本应是导演负责组织的工作,由创作人员完成。可“样板戏”与众不同,分镜头时剧团主要演员也参与进去,一同分镜头。这就更复杂了!戏剧演员对电影蒙太奇手法不能说是全部了解,但是镜头多少、大小还是知道的,从这简单基本的常识出发,大家关心的是镜头的安排。

“×××”是英雄人物,特写镜头当然不能少。可是“×××”也要特写,因为他也是英雄人物。那么,“×××”、“×××”怎么办,也是正面人物,要不要特写?每次大家坐下来讨论分镜头时,就有个人站起来,为自己镜头的大小多少吵得不亦乐乎。

最后为争镜头,剧组和摄制组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镜头没有办法分下去了。导演又不敢得罪演员,谁要镜头都点头给,可越给矛盾越大。导演、摄影师个个是焦头烂额,无可奈何。这时只好等候江青发指示。

江青却不以为然或许早已司空见惯。30年代,她不也曾经为争角色轰动上海影坛吗?今天的争镜头要和她以前比,“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大家争不是为自己,也是为争英雄的镜头,是想突出英雄形象,动机是好的嘛!

其实说到底,大家拼命突出英雄形象还是江青先烧了这一把火,结果谁都能理直气壮争一番。

《智取威虎山》剧组在上海时,江青就强化了演员们突出英雄形象的意识。她一边让人改剧本,一边现身说法教演员如何突出英雄形象。甚至置传统京剧曲调不顾,不准用降调,一律升调,以体现英雄高昂的气势:“英雄人物就应站着威武高大,唱起来雄壮有力!”

剧组到北京后,江青又多次召集会议,亲自指导演员如何突出英雄形象。特别是“杨子荣”的形象就够江青挑剔的,化装浅了说是白面书生,深了又说像“土匪”,不是走路摇晃就是站立不直。她塑造的英雄应该是英武不凡、十全十美、地造无双的精品。

“样板戏”既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极左”文化走向巅峰的标志。“文革”前(即被称为“十七年文艺黑线”时期)的电影,和世界电影相比,就已经带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属性。许多影片中人物的潜意识过程是被排斥的,或者说人物的多面性格是不能渲染的。江青一方面想通过拍摄“样板戏”电影突出自己,另一方面也想创造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型电影叙事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排斥一切文艺作品,挖空心思创造理想化的英雄模式和“头顶长疮脚底淌脓”的坏蛋。

现在看那个时期的“样板戏”,几乎都是好人红彤彤,坏人臭烘烘。这恐怕真是个创新,但这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违背观众心理需要的创新。作品超现实,超离生活本质,使得观众在看“样板戏”电影时,感到银幕上英雄在天上,而自己却是在地上。观众的感觉总是游离在电影叙事之外,不能得到心灵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启迪。

不管观众怎样感受,江青依然不断强化她的创新,“突出英雄人物”的意识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所以,“英雄”们在分配镜头时也就当仁不让啦!

江青只是坐在房间里纸上谈兵,要不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和“样板戏”比较,比出问题就发牢骚,发脾气,不过她的脾气大多数是冲着摄制组的。在她眼里,“样板戏”是经过她亲手抓的,如同镀过了金,一尘不染。她对反映上来的争镜头问题,只是原则性地表了个态:给200个镜头。至于谁多少她就不管了。

她和大家谈话,也不批评演员争镜头,想办法让大家统一思想,在给了200个镜头后,就天南地北东拉西扯胡侃一通,最后硬邦邦丢几句叫人胆寒的话:“已经几个月了,连镜头也分不出来,拍‘毒草’怎么那么积极?再分不出来镜头我就拿你们几个是问!”“毒草”是指谢铁骊以前导演的《早春二月》。

她轻松地扬长而去了,留下来的剧组演员和摄制组导演、摄影师还是不能碰头,不能坐到一起,除了争论,就是相互指责。别看于会泳能写词作曲,在分镜头上他还是门外汉。他却不服这口气,也要高着嗓门争个高低。

镜头眼看着分配不下去,原来只是坐在一边听听发言的狄福才,这时也急得火烧火燎了!也不看看现在日历翻到何月何时了,转眼1969年就要交代了,还在这儿慢慢悠悠打发岁月,简直是拿时间开玩笑!

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也看不下去了,粗声瓮气,拿出部队作风,制止争论不休的演员们:“这样下去再有半年也分不出镜头。现在,你们先听导演的意见。要相信导演会根据剧情、场次重点和人物需要安排镜头的,等听完导演的意见,你们再谈自己的意见。谁也不许争!你们知道,江青只给200个镜头,像这样,300个、400个镜头也不够啊!江青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怎么办?你们交代得了吗?”

这一震,还真的管点用,大家渐渐平静了下来。狄福才一看,有门儿,连忙因势利导:“我认为首先应解决态度问题,演‘样板戏’的人不一定就是样板人,要成为样板人必须支持摄制组,相信摄制组,依靠摄制组,才可能拍好‘样板戏’!”他扭头问于会泳,他知道剧团那边只要说服于会泳就等于说服了其他演员:“老于,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得有道理,是得从态度上研究研究。”于会泳回答说。

演员们这才开始听导演讲,不然导演连说话的空都没有。别看刚才个个伶牙俐齿的,真的叫单独谈意见时,也不好意思为自己上镜头明争暗抢了。

1969年底,《智取威虎山》的镜头终于全部分好,整整半年啊!才算是八字见一撇。1970年元旦一过,摄制组将投入拍摄阶段。

 

 

 

江青从筹备拍摄“样板戏”电影到“样板戏”电影拍摄完成,三年时间里,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走进摄影棚。“旗手”大驾光临,人们不欢而散,开机的第一天也因此而褪尽辉煌

 

 

 

在大家夜以继日准备拍摄工作的时候,于会泳却时时不忘敬献忠心,提出要在片头加上“永远跟着江青同志干革命”的字幕。他的建议摄制组不敢反驳。因为摄制组长期处在受排挤的位置上,而“样板团”又总是以正确文艺方向自居,摄制组没有资本和“样板团”抗衡。

狄福才知道了,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狄福才带着军人特有的审视标准来审视江青。毋庸多说,江青绝不是他崇拜的对象。但是军人也有军人的特点,别说是主席亲自派来的,就是组织派来的,他同样要服从命令,派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献身的战场。

但是,狄福才不同意的意见遭到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的反对,就连谢铁骊也没有表态,可见他的处境也不太妙。他只能缄默,表示无言的态度。

三比一,一个弃权,狄福才处于绝对劣势。他只好说:“你们写你们负责!”

因为心里对江青有意见,特别是在摄制组和剧组之间,江青显而易见的偏心,狄福才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有时看见江青召集开会心里就发怵,不知又要制造什么新矛盾了?

于会泳等红火一时的文坛风云人物,深得江青的好处,因为江青的赏识和厚待,才有他们发迹的今天,因而只有表示出他们的忠心和爱戴,才能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剧组掀起热爱江青的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似一浪,达到肉麻作呕的程度。每天“天天读”内容由原来学习毛主席的“红宝书”又加上学习江青讲话。摄影棚里悬挂着一条条“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跟着江青同志永远干文艺革命”等大幅标语。

剧组一搞,摄制组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搞,咱们不搞行吗?那不是更吃不开了吗?摄制组的人如坐针毡,生怕引起江青更多不满。最着急的是摄制组的头头们,也想随大流,捧着点剧组,至少能少找许多麻烦。剧组那边,于会泳等人仍在层出不穷地变换爱戴江青的形式,每翻新一种花样,惹得摄制组要心慌意乱好几天,老是将脑袋探到一边观望那边的动静。

狄福才对剧组没有办法,对摄制组多少还有点指挥权,他坚决不同意更改“天天读”的内容。“毛泽东思想是谁都不能取代的。”他就是这么固执,这么厉害!以后打倒他时,就有人说他是“军阀”作风。

他为了征得自己领导的支持,又找办公厅领导,反映剧组错误的做法。汪东兴听完汇报,也同意狄福才的意见。“不能把江青和主席并列在一个位置上,这是错误的做法。”并且指示他们不能像剧组那样搞个人崇拜。

狄福才有了支持,腰杆似乎也硬了,眼角边挂上了丝丝笑意,他不再是孤立无援的独立派了。他估计汪东兴会将这事情汇报主席的,江青肯定要挨主席的批评。

果然,没有几天,也就是《智取威虎山》正式开机的那天,狄福才正在钓鱼台开会,会才开一半,突然接到谢富治的通知:江青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晚上要到北影摄影棚视察,赶快回来做好准备工作。

江青从筹备拍摄“样板戏”到“样板戏”拍摄完成的三年时间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走进摄影棚。大家一听赶紧做准备,把开机第一天搞得火红热闹一些。“样板团”更是手忙脚乱,火红的标语和炽热的敬辞把一个摄影棚装扮得都快燃烧起来了。

狄福才赶到摄影棚关照摄制组的同志:“江青来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喊口号,不要挂标语。”大家不安地问:“那剧组挂的标语怎么办?”

狄福才说:“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他们。”心里却暗暗赌咒:“江青看见了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算于会泳英雄!”

晚上7点多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的汽车驶进北影厂的大门。不一会儿,一行人穿着大衣走进水银灯下的摄影棚,在亮如白昼的棚里,那一条条红色横标显得格外醒目。江青一抬头,就看见扎眼的标语,顿时脸色潮红,气急败坏地喊道:“谁叫他们搞的?这里是摄影棚,不专心拍摄,搞这些干什么?狄福才,你给我过来……这是怎么搞的?”这次狄福才把心放得稳稳的:“这不是我搞的。是剧组他们搞的。我说,他们不听,我有什么办法?”说完又赶快补充了一句:“摄制组从没有搞,各自都坚守岗位。”

江青足足噎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为什么挨了主席的批评,原来有人告状了,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主席了。她心里又气又急又恨,就差没有破口大骂。她挥着手叫喊着:“去掉去掉……通通去掉!”剧组的头头们本来要率领部下高呼口号的,被江青突如其来的怒火一吓,连话都说不周全了,慌得满地乱转,忙不迭地叫人卸标语。

这边摄制组的人憋得直想笑,拍马屁拍在马蹄上了,白白挨一蹄子。活该!

不等视察完,江青不肯再停留了,气呼呼钻进车里,车子“呼”地走了,留下车尾一串白雾似的热气,在寒夜里化为团团蘑菇云,接着又被后面的车灯投射得愈加迷茫浑浊。

江青大驾光临,第一次来摄影棚就不欢而散!开机仪式也因此而褪尽辉煌。

于会泳本想献上一片赤诚的忠心,结果反被训斥。这时他只能呆立在那儿,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过了几天,江青在钓鱼台召集剧组、摄制组的人开会。大家一见,不由得又紧张起来,不知她会发多大的脾气?没想到江青不像上次,情绪平静了许多,她笑容满面和大家打招呼,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快的事情。其实在她内心深处有一块久治不愈的心病,因为她没有其他首长夫人的革命资历,绝对不能明目张胆接受来自众人的敬捧,搞不好会变为捧杀的。但她又渴望得到敬捧,这个渴望是她心里最为敏感的区域。一方面她希望受到尊敬甚至崇拜,一方面又害怕崇拜带来更多的反对。在这个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最好的办法是培养一批死心塌地的心腹,能心领神会她谦虚谨慎的背后需要什么,并在一定范围内搞一些崇拜。

没有想到在她的势力范围里,主席点了狄福才这个“不开窍”的将,像个榆木钉子。对此还不能表现出她不高兴,主席常批评她不能团结人。再说,“样板戏”电影没有拍出来,还要靠他们军代表镇着点呢!江青希望狄福才能多插花少栽刺,像于会泳他们。可是不管她怎样暗示,狄福才好像连一点儿善解人意的心眼都没有,依然直通通理解江青的话。

江青这次开会是为了挽回上次发大火的影响,她不希望得罪忠诚于她的心腹们。她诚恳地说:“你们不能突出个人。我是毛主席的妻子,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做好工作是分内的职责。你们这样突出我,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最后一句话透出一丝凄凉。

许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多人都以为江青在拍摄样板戏电影时,像导演那样坐镇拍摄现场,现身说法指导演员。其实不然,江青每一道对拍摄的指示,都是通过看电影样片得出的,开会也是召集有关人到她的会议室里进行的。在拍摄的三年里,她只是来过一次摄影现场,没有想到还碰到这样令她难堪的场面。可见她对拍摄现场的事情并不全了如指掌,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全部推在她的名下,然而她的亲信们却时时利用的她的名义编织自己的权势和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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