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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黄埔一杰——徐向前 文 / 顾保孜 更新时间:2012-3-11 16:52:26
 

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让他瞧不上眼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令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让他瞧不上眼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1949年10月1日,可以说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最引以为豪的日子,隆隆的礼炮声,送走了黑暗的时代,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了。多少年的浴血奋战,多少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喜悦和自信。虽然他们许多人刚刚从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走来,但新中国的蓝图已在他们心中升腾。就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战功赫赫、杰出的军事指挥家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他正在青岛海滨休养治病,他和夫人黄杰坐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洪亮声音,如同一声声春雷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滚动。徐向前和黄杰这两位大革命时期入党、走上革命征程的老战士,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比激动。

徐向前作为开国元勋之一,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说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对徐向前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的肯定和信任。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把他与叱咤疆场、战功赫赫的军人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魅力。

的确,青少年时代的徐向前没有想到要做军人,他的父亲——一个晚清穷秀才也没有指点儿子去从军,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徐向前认真读书,他知道有了大学问才有前途。

徐向前的家,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

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伴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在这里,他一直干到他考入山西省立师范学校。

从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因为他不仅当上了教师,而且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他已准备一辈子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为摆脱生活困境,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从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从军之路。

他走后,妻子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可是徐向前无法抽身回来,只有写信安慰她。没有多久,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离他而去。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他总是感到深深的愧疚。

徐向前可以说是黄埔军校生的“大哥大”,因为他是一期生。他与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是同一期的同学,当时徐向前在一队,胡宗南在四队。他们曾在一个大操场上集合,一个饭堂吃饭,一起聆听孙中山大元帅的教导,一起听校长蒋介石训话,唱一样的校歌。他们还一路东征作战平定叛逆。不同的是,徐向前参加的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胡宗南参加的是“孙文主义学会”。那时,这两会对立,斗争尖锐,只是他们都算不上头面人物,因此并无直接冲突。从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向前和胡宗南才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歌。胡宗南率军多次“围剿”、堵截徐向前的红军;徐向前多次指挥部队,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徐向前为了团结胡宗南一致抗日,曾写过一封信给他。在信上徐向前称他为“学兄”,而自己谦逊称“学弟”。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只是普通一兵,既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开学时刚集体加入国民党,还没弄清这国民党是干什么的。因此,尽管他学习努力、参战勇敢,可是并没引起蒋介石注意。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一次蒋介石又找学生谈话,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一个个进去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徐向前的原名)。”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威严得像个法官。

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平时就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徐向前就更加腼腆。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可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让他瞧不上眼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当然就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在黄埔军校期间,徐向前曾荣幸地参加过孙中山的卫队并且还为他站过岗,他是十大元帅中伴随孙中山时间最多的一位。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中南海徐向前和宋庆龄等会面,徐向前无意中说道,在黄埔军校时,他就见过孙夫人,说那时他在黄埔军校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宋庆龄连忙拱手,说:“谢谢,谢谢,那时我可不认识你呀!”徐向前笑着说:“我们都认识孙夫人。我那时是普通一兵哩。”宋庆龄再次拱拱手,脸上浮现着笑容。

那时黄埔军校学生兵,跟随孙中山来到韶关,几乎日夜不离大元帅的行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特别信任和钟爱黄埔学生兵。一天,孙中山听说军校学生当中不少人病倒了,偕夫人亲自到军营中察看。他们爬上山头,钻进士兵们住的帐篷,和一个个躺倒的士兵谈话、握手、问候。还送给士兵们水果。这天徐向前虽然也病着,因为站岗的同志少了,他接连站了半天。孙中山和徐向前说了好几句话,因为紧张、新奇、兴奋,徐向前只记着:“好好注意身体。”宋庆龄那温文大方亲切的问候,更使徐向前难以忘怀。

 

 

令毛泽东意想不到是这位名震四方的总指挥竟是一个文绉绉的知识分子,并且还有着跟他一样的经历——都做过教师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清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

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但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

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峻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环境如何恶劣,他都没有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过动摇。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他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的目光审视着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他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改任军事部长)。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众多人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

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极不平凡的。“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武汉三镇,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没有想到刚入党的徐向前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也已将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徐向前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因为他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轻人好奇的名字。后来,通过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徐向前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山西的学生。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

徐向前揣着地下“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正看反看只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这叫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使徐向前揣摩了几个白天和夜晚。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令人不解。

当历史安排毛泽东与徐向前见面时已是八年后,地点放在了茫茫大草原上。那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第一次胜利大会师。此时徐向前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这天,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徐向前头一次握手相会。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徐向前,令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名震四方的总指挥竟是一个文绉绉的知识分子,并且还有着跟他一样的经历——做过教师。国难当头,他们都投笔从戎,领兵征战。

见到毛泽东,徐向前更是激动万分:“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

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毛泽东主席还郑重地讲了一番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这八年中,徐向前经历了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经历了川陕区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八年前,徐向前只是武汉军校中的一名少校队长,如今,他成了统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八年前,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时,开始只有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如今,他统率着八万多人的红军主力。这八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的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的经历。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他心中早已暗暗想,见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他要提出请求,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徐向前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中,说出了请求调动工作的话,毛泽东只是微微笑着,没有答复他。

这次相会,使徐向前终生不忘。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周恩来的敏锐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向前出任师参谋长后,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就是不放一枪,便把少将县长邱国忠活捉。但不久,徐向前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失败

 

很多人都想,如果徐向前当时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他将是毛泽东麾下的一位优秀军事指挥家,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不过,在徐向前领兵征战之初就已显露出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那时他刚任红四师参谋长,红四师是广州起义失败后由叶镛等人重新拉起来的一支队伍。新生的红四师,年轻的师长叶镛才20岁。他虽然是黄埔军校三期生,在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任过连长、营长,可是一下子指挥三个团,实在吃力。每天吃不好,睡不好。经和党代表等同志商量,行军路上决定了一项人选:调徐向前为师参谋长。

徐向前到任后,一开始他心里也没有底,毕竟他从未担任过这么重要的军职——这也是他漫漫军事生涯中做的第一个参谋长。可是没干几天,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便显露出来。叶镛从心底里高兴,这位参谋长选对了。

徐向前出任师参谋长后,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就是不放一枪,便把紫金县少将县长邱国忠活捉。经过是这样的:

紫金县,是广东罗浮山脉东侧的一个小县。人口不多,城市不大,骑上马一鞭子就跑遍全城。可是小城却出名。当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周恩来到过紫金城;彭湃在东江发动农民闹革命,到过紫金县。1923年春天,紫金县就开始办农会。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在紫金领导了著名的“四二六”暴动,攻下紫金城,活捉伪县长。从那以后,国民党广州军政界,都把紫金城看成一个不可轻视的地区。因此,现任的县长邱国忠,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位少将。

那天,徐向前随先头部队进入紫金县城附近黄花村,正考虑攻打紫金城,侦察排黄排长跑来报告说,从紫金城里出来个侦探,把我们当成从广州来的“援兵”了。徐向前一听好高兴,忙叫黄排长把侦探放回城去,就说我们是援军,明早入城,请邱县长在城西门外与长官见面。黄排长按照徐向前参谋长讲的话,转告了侦探,最后还神气十足地说:“告诉你们县长,我们师长脾气大,在黄埔军校时任过蒋校长的秘书,他要发起火来,那就……”说半句留半句,侦探明白了,连连点头,飞奔回城去了。

夜晚,徐向前和师长叶镛研究了两个方案:第一,真是城里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援军”,必出城迎接,我们将计就计,把迎接的人活捉,作为人质与守城敌军谈判,要他们交出武器,打开城门;第二,敌人不出城迎接,突然攻城,武力解决。

兵临城下,却不发起战斗,红军的干部、战士心中不解。侦察排黄排长虽然按徐参谋长的吩咐办了,城里敌人会不会上钩呢?他和侦察排做好了突击登城的准备。一路从花县走来,黄排长随着参谋长活动,亲眼看见他足智多谋,善于应付突发情况,心里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第二天天刚亮,红四师先头部队出动了。徐向前参谋长紧紧跟随着尖兵连前进。他也担心敌人不会上当,一夜未曾睡好。快到城西门,侦察排回来报告:城门大开,一些人列队在城外迎接,看样子是些官儿。徐向前一面飞快往前走,一面告诉侦察员,按第一方案执行。没等命令传下去,黄排长当机立断,一声令下,把列队迎接的大小官员,全部活捉了。其中有伪县长邱国忠和县政府的各部要人。这个从前的少将,屠杀了许多革命者的刽子手,当了俘虏,方知不是“援军”,而是红军到了。

红四师不放一枪,占领了紫金城。城里少数守敌正在睡梦中,被缴了械。徐向前进城后,亲自和邱国忠谈话,要他命令城南龙窝镇驻扎的自卫队投降。邱国忠死硬不答应。徐向前当即命令侦察排,把邱国忠反绑双手,给他披上件黑大氅,架在马上,红军侦察排随后,走向龙窝镇,驻在龙窝镇上的自卫队,正惶惶不安,远远看见县太爷骑着马带兵来了,一些官兵出来迎接。邱国忠反动透顶,老远放声呼叫:“不要上当,共产党军来了!”顿时,龙窝镇枪声大作,红军侦察排冲杀进去,一部分敌人被消灭,一部分敌人逃跑了。

紫金县解放了。邱国忠被公审枪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员的发动下,纷纷组织慰问红军。徐向前住到紫金东部的炮仔圩。只见家家户户炒米花、煮擂茶、打糍粑、舂米糕,真像过新年似的热闹。妇女们还组成洗衣小组,帮红军战士洗衣服。徐向前头一次见到这亲切、热烈的劳军场景。叶镛从心里更高兴:这位参谋长我是选对了!

其实,在漫长的征程中,面对徐向前的并不是每次都是胜利,都是鲜花。就是在这次胜利后不久,红四师经历了令徐向前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失败。在敌人疯狂的“围剿”和“血洗”下,再加上少数人指挥不当,红四师遭到了重创。最后,徐向前手下全部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师长叶镛已被敌人残酷地杀害,根据上级的任命,徐向前已是红四师的师长了。)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

“师长,上边来人了!”

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他跳起来就向洞外跑。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上穿着草鞋。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陈郁看着年轻,却是1925年入党的党员。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到陈郁,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接着,陈郁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组织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地方组织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1928年底,连徐向前只剩二十几人了。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芋。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

对于这次失败,徐向前没有丧失信心和斗志,而是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为他日后奔赴新战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徐向前被派往大别山领导武装斗争。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齐名。董必武、陈潭秋等一代革命家,是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人。

1923年大别山下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发展为共产党支部,领导农民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等县都有人投奔武汉成为农讲所的学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共产党员,最先组织农民自卫军武力反抗。1927年11月,黄安、麻城数万农民举行起义,于14日攻占黄安城,活捉伪县长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了黄安工农政府。

黄麻起义,震动了南京、上海、武汉,影响大别山区纵横几百里。它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的鄂东军,占领黄安城仅21天,在反革命军队围攻下,弃城突围。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仁志牺牲,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殉职。从黄安突围出来的革命军战士,最后只集合到72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等几位忠诚革命的将领,率领着这70余人,奔向了木兰山。他们虽然不足百人,却雄心不灭,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徐向前初到大别山时,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村庄都是破旧的草屋,人们衣不掩体。红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外表没多少差别。没有军服,有的人也没有枪。农村比不上广东的东江,队伍比不上广州起义的红军。徐向前又和当年刚到广东一样,语言又成了交往中的大难题。他原想,湖北人讲话会比广东话好懂,哪知一进大别山区,仍是个不会本地话的“外乡佬”。

他一到任就被任命为红31师副师长,当时正师长吴光浩已经牺牲,但对外是保密的。如果他牺牲的消息传下去,军心士气会大受影响,说不定有人会马上拉出去找敌人拼命。地主、豪绅和民团,都怕吴光浩,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敌人也会乘机兴风作浪。实际上徐向前就是正师长。

这时红31师,号称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都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的衣裤,脚蹬草鞋或打着赤脚。徐向前高兴而来,面对现实,心中不禁有些发凉。又是一次临危受命啊!一年前,在东江大山里,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替师长,收拾残局,最后几乎全师覆没,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现在,吴光浩同志刚牺牲,对外、对下层还保守着秘密,又让他来顶替指挥。当副司令也好,副师长也罢,为革命事业,名义他不计较,可是这局面怎么坚持?

幸得师党代表戴克敏是个热心人。他只有23岁,黄安本乡本土人,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正牌军人一来,戴克敏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从早到晚,陪着徐向前说话,介绍部队的情况。徐向前对他的话听懂大半,能揣摩几分。两个人说不通了,就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如人名、地名、难懂的词。

徐向前到红31师不久,6月底,赶上了“李罗会剿”。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师两个团3?000多人,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1?600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31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只好“避强击弱”,率领着一部分红军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红31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吴光浩师长早在一个月前就牺牲了,他们来了位新师长。

麦收刚过不几天,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军队,发起了“鄂豫会剿”。这位刘将军,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该称他“老师”。他不但教徐向前等入伍生学战术,还和徐向前等一块东征打过仗。此人是纯而又纯的“黄埔系”,蒋介石的亲信。任过团长、师长、军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率军攻打过武昌城、南昌城。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缩编,第一军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为师长,并兼任徐(州)海(州)“剿共司令”。这位黄埔的老教官,此时还不曾想到,他当年的学生跑来大别山,成了他的对手。在刘峙统一指挥下,夏斗寅的13师从鄂西奔鄂东;李克邦部和河南的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56师由东而西行动,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第一步把红31师一举消灭,第二步分区“清乡”、“搜剿”。

历史发展往往是“学生要比先生强”,不然,历史会倒退或停止不前。徐向前面对他“老师”刘峙的部署,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在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个地方,抓住战机,突然吃掉敌人一部,然后跳出外线。这时活动在豫南的红32师跳过鄂东北来,两支红军会合后,互相配合行动,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红军转圈圈。红军和百姓如鱼在水中游,白军行动如鱼离开水。刘峙的指挥部,看到的一份报告有这样的一些话:“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人声、枪声彻夜不绝……军队每到一处,宿营无地,问路无人……”

徐向前率红军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支。红军声威大振,驻黄陂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徐向前和他那支小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游动了两个多月,把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拖垮。最后刘峙只得草草收兵。所谓的“鄂豫会剿”,就此完结。这是徐向前这个学生第一次打败“老师”刘峙。

红军在粉碎敌人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四个大队不足300人扩大为五个大队700多人。在11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创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

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在广州、在九龙以及到鄂东北来,徐向前埋名隐姓,把“徐”字一分为三,改称“余立仁”。1929年底,他正式恢复了徐姓,改名“向前”。他不忘幼年老秀才父亲赠给的“象谦”,谐音与“向前”不差多少。他这一改,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永远向前,向前!

 

 

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张国焘、陈昌浩来到根据地分别作了一、二把手,从此,徐向前开始了与张国焘的苦涩和矛盾的合作

 

怎么带兵,怎么打仗,这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黄埔军校入伍五年来,他参加过许多次的作战,失败多于胜利,特别是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的结局,教训极为沉痛。

他来到大别山区之后,终日思索,经常找人交谈,注意探听各地游击战争的情况,认真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他认定游击战是弱小的红军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法宝。可是游击战术又不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呀,应该有几条原则。他经过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终于提出来了: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1929年底鄂豫边党代表会《军事问题决议案》。红军指战员都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章规。这时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已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毛泽东制定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没有从井冈山传到大别山时,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为红军规定了十条纪律和注意事项:

 

第一,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第二,不拿穷人粮食;

第三,对穷人态度要和蔼;

第四,爱护枪不要弄坏;

第五,节省子弹勿乱打;

第六,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

第七,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

第八,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

第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

第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中央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自力更生搞起了生产自救。就像是不约而合,大别山的红军,开始办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兵工厂只有二三十个工人,支起铁匠炉拉风箱造武器,忙了一个多月,造出支枪打不响,工人泄气了,要撤炉散伙。徐向前赶去说:“没关系,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工人们又继续拉风箱打铁。十几天后,终于造出一支打得响的“撇把子”短枪。

医院开办起来了,找来一名中医、一名西医、六名学看护的小姑娘。伤病员住进去,医生处方有的给点草药、土方,有的给鸡蛋一个。

被服厂开工后成效最大,红军干部、战士穿上了统一的灰色军装,戴上八角帽。住进老乡家的红军头天还是长袍、短褂,一群兵不兵、民不民的模样,突然变成了服装统一的队伍。

1930年春天,红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

新军长许继慎,和徐向前一样,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又是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他二人一见面,就跟熟人一般,没多久两人就配合打了一个漂亮仗。

“鸡鸣狗叫惊三省”——这是人们形容新集城的位置。它坐落在河南、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属河南省。1931年2月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徐向前领兵来到新集城下。

由于城墙坚固,守敌拼死顽抗,红军连攻三次未能奏效。主攻团伤亡人数不少。黑夜,敌人在城墙上点起灯笼火把,得意地大喊狂叫。城里守敌虽然不过千余人,却极端顽固。鄂、豫、皖三省的边陲地带一些逃亡地主豪绅,结成联盟,纠集反共的“红枪会”、“黄枪会”、“蹦子会”和保安团,依仗城池坚固,死守待援。

攻城不下,主攻团的干部战士心急眼红。第四次组织“敢死队”,喝血酒,备云梯,准备再次登城。团长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个头高大,勇猛过人。他要亲自带领突击连爬城。并宣誓似的说:“攻不破新集我不姓王!”

徐向前听说忙赶去,风趣地向王团长说:“同志呀,敌人不会因为你改姓,就大开城门欢迎呀!”

“攻进城去,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有的连长愤愤地说。

“那,你这个连长要撤职啊!”徐向前严肃地说,“打仗,要勇敢加开动脑筋,你们拼命、发狠、骂大街,屁用没有。”

他批评了干部中产生的急躁情绪。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休整。然后,和一些干部战士研究对策。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徐向前很相信这话。办法很快有了:挖坑道,下炸药,轰开城墙。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开始选择地点挖坑道。新任的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新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对这个地区和部队的情况不熟,仗怎么打,工作怎么做,他们都尊重徐向前和当地干部的意见。

坑道的起点,选定在城北距离城墙五六十米的一个山沟沟旁边,沟前是个小坡,正好隐蔽自己,挡着敌人视线。红军战士多是种地的农家子弟,新兵打仗外行,挖土却是能手。一个班一个班轮流上阵。寒冬天,滴水结冰,战士们却个个满头流汗,有的人赤着膀子挖土。土塌下来,找来门板用粗木柱顶上。几天几夜,一条长五十多米的秘密地道,通到了城墙底下。地道一人多高,宽能拉进去马车。马车没进去,却抬进去两口大棺材。战士们进进出出,把一包包火药装入棺材,又装入迫击炮弹和从老乡家搜集来的碎铜烂铁。棺材装满了,盖好盖,用七寸的铁钉从外边死死钉住,外面再加上五道铁箍,最后把一大把引爆的导火线,从棺材头前钻好的小洞插进。

谁也说不出,这叫什么装置、什么武器。徐向前和一些指挥员最后进坑道检查,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啊,这门炮就叫‘棺材大炮’吧!”

一切准备好后,战士点燃了导索,“轰”一声巨响,敌人的寨墙被炸塌一截,成了斜坡。部队沿坡而上,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

从此,解除了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区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张国焘、陈昌浩来到根据地分别作了一、二把手,从此徐向前开始了与张国焘的苦涩和矛盾的合作。一方面徐向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他要把张国焘当成党的化身,他的命令必须服从;另一方面对他违背军事常识瞎指挥很不满,特别是他执行“左”倾路线,滥杀无辜犹如在徐向前的心上插上了一刀。许继慎军长就是冤死在张国焘的手下。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一方面在军事上他离不开徐向前,另一方面许多重大事情的处理并不让徐向前知道。尽管张国焘给予徐向前自由空间很小,但他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从四次反“围剿”失败,历时两个月的西征,行程三千余里。红军指战员们都不会忘记,漫川关前如果徐向前依了张国焘的“化整为零”,红四方面军恐怕真的会彻底垮了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又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军总指挥,共调集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另外4个航空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动,除左路军专门攻击湘鄂西红军外,重兵压在大别山区。这次围攻,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术上有了改变,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局面。在麻城、黄安、七里坪、冯寿二等地,先后接连苦战5个多月,虽然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击。红军伤亡惨重,处境十分艰难。

此时早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尽管他精心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同生共死,红军还是一步步败退,许多杰出的指挥员战死沙场,无数战士倒在血泊里。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25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在苦战中牺牲;12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这对总指挥徐向前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红军损兵折将,从炎热的暑天,战至寒冬来临。经过枣阳、新集之战,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转战到漫川关。

漫川关,是湖北省和河南交界的一道重要关口。高山峻岭之中,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引向两座山峰之中。当地老百姓说:“进了漫川关,恰似鬼门关,风吹石头响,仰脸不见天。”这里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只要派重兵把关口卡住,左右是高山密林,步兵是难以冲出的。

站在这个险关隘口,杨虎城部三个团据关设防。胡宗南两个旅正从郧西方向追来;敌44师、65师、51师、42师也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的企图,是要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的峡谷之中。

红军两万余人,陷入了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走进了一条绝路。已是11月中旬的寒冬天气,北风呼啸,漫山遍野一片枯黄。部队战士的干粮袋子已空,草鞋磨破,一双双脚板裂口流血。从离开大别山老区,至今已在转移路上走了二十多天,而且边走边打。真是饥寒交迫。

总指挥部深夜进到漫川关东的康家坪。活蹦乱跳的政治委员陈昌浩,躺下起不来了;瘦弱的总指挥徐向前,强打精神,召集军事会议。军委主席张国焘一路骑马压后,身体虽强健些,也是气喘吁吁,说话有气无力了。茅屋昏暗,大家围坐在一盆火前,听参谋报告敌情和漫川关的地势。严峻的形势,使在座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会场的气氛,出现少有的冷清和惊恐。从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过麻城、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新集、土桥铺一场场苦战、恶战,损兵折将一万多人,大家心里明白,再这样受挫、伤亡下去,红四方面军就彻底垮了。

“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有人说。“留得青山在……”

“不打,不拼,等着全军覆灭?”有人说。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面对现实。”张国焘说话了,“我想应该把大部队分散开,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他说话慢条斯理,讲着一二三四的理由。徐向前一听,急了。等张国焘刚住嘴,他就站起来说:“不能分散,不能分散……”一点、两点、三点的道理摆出来。徐向前晚年曾回忆道:

“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形势很紧张,分秒必争。”

根据情报,徐向前分析了敌人的态势和弱点,提出北面敌兵力较小,又是敌两股部队的结合部,全军从那里突围出去。

他当机立断,决定了突围的方位。张国焘默许了,没再提出反对。于是,徐向前便匆匆赶到了第12师指挥所,当面向34团团长许世友交代任务去了。

许世友,是徐向前部下的一名战将。他参加红军后,历经无数次在血火中冲杀。他参加过黄麻起义和多次反围攻作战。他率领的34团善攻能守,每当战斗最激烈的关头,军师指挥员都派这个团上去。今天,全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徐向前向许世友说:“任务清楚了吗?”

许世友回答:“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说:“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徐向前经过周密的计划,入夜,命令红12师34团,在红73师219团协同下,向敌44师开展了进攻。许世友跑到最前沿指挥冲杀,他发现一挺机枪突然停止了掩护,跑过去见射手牺牲了,自己端起机枪向敌人猛扫。他高呼着:“共产党员们,冲上去,冲上去……”

夜色沉沉的漫川关,被战火照亮。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像是山洪暴发,冲击着敌阵,振动着军心。徐向前似乎忘记了他是总指挥,摸黑向着枪声激烈的方向前进。直到警卫员们拼命扯拉他的衣服,他才意识到,作为总指挥不应继续向前冲了。

当许世友指挥团队突破敌军防线后,侦察员发现了一条穿越漫川关的险道——一条只能容一个人通行的狭路。徐向前当机立断:从这条道穿过去。可是走不多远,前边又传来报告:“路越走越窄,驮炮的马难通过!”

徐向前命令:“驮马和炮扔掉!前进!”

丢掉驮马和炮,对徐向前和红军指战员来说,简直像丢掉战友和性命一样难受。每一匹驮马,都跟随红军征战几千里;每一门炮,都是鲜血换来的!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舍掉这笨重的装备,才好保存人啊!在到达漫川关后,全军已经作了动员,每个人都知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接到总指挥部轻装跑步前进的命令后,干部、战士只得忍痛扔掉了炮和行装,沿着崎岖的狭道向前走。有几匹驮马好不容易穿过狭道,因山路太滑,又摔落深谷下。战士们忍住泪水,听着山谷下的马嘶,却无法搭救这无语的战友。

天将发亮,红军大部队越过了漫川关。可是,前进的道路仍是艰难险阻。一条崎岖的小道,指向海拔约1?600米的高山。

徐向前从地图上判定,这是野狐岭。这一带绝无人迹,是只有野狐狸出没的深山。红军战士在冷风中刚刚跨过重重山峦,竹林关又出现在前面。守竹林关的敌军虽有两个团,可是毫无戒备。他们万万没料到,红军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徐向前指挥红军,一举攻占了竹林关。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一条古道。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决定,趁关中敌人空虚,红军进入关中。可是,摆在队伍面前的却是一条艰险的古栈道。据侦察员报告:这条栈道,从竹林关两侧悬崖绝壁凌空架设,年久失修,木板有的地方已经朽了,大部队通过是危险的。

徐向前看着地图,问侦察兵:“你们调查过没有,栈道有没有人走啊!”

“老乡说,偶然有人从栈道上走走,只是单身行人。”

“就是说还可以走人嘛。”徐向前说着站起来,向栈道跑去。他心中着急,部队如不快速前进,后边敌军围追上就麻烦了。栈道到底怎么样,只有亲自去看看,再决定行动方向。跑不多远,只见右边是绝壁,左边是深谷。绝壁与深谷中间,出现了一条栈道。徐向前只是从旧小说中看到过栈道。领兵作战多年,从广东东江到大别山区,都没走过这种道路。他正要大步迈上栈道,警卫员从他身后钻出去,快步跑上栈道,而且一步不停,跑到尽头,又快快转回,说是中间一段木板朽了,不让徐向前总指挥继续往前走。徐向前一声不响,继续往前走。他的性格总是这样:险路往往是亲自走,地形要亲眼看过才放心。他从栈道入口,一直走到出口处,证实了侦察员的报告,栈道上确实只能单兵通过。他命令全军再次轻装,丢掉了过漫川关时没丢完的小炮和驮马上的东西,让战士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从栈道上缓慢通过。寒风中,徐向前在栈道的头上,威严而立,这无声的动力,鼓舞着小心翼翼前进的战士。

走过栈道,红军进入了陕西平原,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围攻、堵截。此时,南京国民党军的情报机关说什么徐向前部“仅剩下五千余人,毫无战斗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然而,敌人估计又错了。徐向前率红军1.5万余人,走出了困境。

红四方面军从四次反“围剿”失败,脱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历时是两个月,行程三千余里。在逆境中,歼灭敌军万余人。红军指战员们都不会忘记,漫川关前如果徐向前依了张国焘的“化整为零”,红四方面军恐怕真的会彻底垮了。

 

 

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喜庆气氛,很快就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冲得一干二净。有人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打不打?徐向前说:天下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的两大主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冲破了蒋介石的层层封锁和围剿终于在懋功会师了。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虽然操着不同的乡音,但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工农红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走到一起来了。战友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们一见如故,比亲兄弟还亲。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在徐向前的组织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到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到处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两支大军的深情厚谊得到了充分体现。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然而,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上抗日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结果被大家否定了。

毛泽东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剃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于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是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从两个方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处境艰难。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但为了较好地开展工作又不能公开反对张国焘。徐向前的斗争策略是力劝张国焘接受北上方针,或者只管在前方打仗,尽量避免出席张国焘主持的会议。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可以看出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更避免了一场血战和内讧。然而,“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却以此为题,对徐向前进行肆意的诬陷和迫害。毛泽东决定出面制止,在1967年7月林彪、江青迫害老帅们最起劲的时候,毛泽东为徐向前辩护:“徐老总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过去的事,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听说,在草地上徐帅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徐向前免受了一场更大的冲击。

 

 

徐向前向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徐向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他和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4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入惨败的局面。

1937年6月18日,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征的徐向前,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

很快,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为了不勾起徐向前的惨痛回忆,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要把自己认为没说的话,自己的认识,都讲出来。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西路军全体将士向党中央汇报。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长矛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是对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西路军全体将士的赞扬、理解。要知道,此时的徐向前,是把自己当做败军之将看待的呀。所以,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徐向前深受感动。徐向前担心陈昌浩的安危,惦记着那些失散了的干部战士。他向毛泽东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

“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徐向前走在东返的路上的时候,延安开展了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这是一场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是至为必要的。但在个别单位波及的面宽了,使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产生了不满情绪。当时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都在学习,他们议论说:在延安待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工作。

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见到徐向前,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心里很难过,同他们一一握手,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随后不久,许世友等人被平反释放。

虽然毛泽东对西路军的事表了态,但一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卸责任。此后,那段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画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5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像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两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曲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为了稳定军队,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夜闯“林帅府”。在军委碰头会上,一向温文尔雅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会客室里气氛沉寂了。徐向前这位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的开国元勋,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都是组织的分配,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这项工作,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为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绝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江青大吃一惊,也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干部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萧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萧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2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召集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又称“二月逆流”。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当然作为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全国上下,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名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光明磊落,他“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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