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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在旧瓶里的东汉王朝 文 / 黄仁宇 更新时间:2013-1-18 15:21:23
 

    王莽新朝的一段插曲过后,汉帝国重登历史舞台,最初的岁月,这个被后世史家称为“东汉”的王朝也曾有过一番振作,以光武帝的一场“救市”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只是好景倏忽过后,迎接这个帝国的却是长达多年的萎靡不振与自甘堕落。

宫廷中外戚与宦官掌权,红墙外地痞与士绅跋扈。皇帝成了摆设,以至重振朝纲的所谓有良知的官员与读书人的奋起一搏,也终究落得个“党锢之祸”的名头。法律与制度成为无人瞻仰的牌位,外戚与宦官角逐的根本,导致帝国成了权力游戏的舞台。民怨沸沸而良知与道德陨落,天下的读书人也只能放弃那些“幼稚”的想法,踩着儒学的肩膀,去迎合这个肮脏不堪的世道。

黄仁宇先生指出,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因而东汉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只有粗糙的继承,没有细致的突破,导致无论是宫廷生活还是官僚政治都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因此,与其说东汉是刘氏一段新的开始,不如将其形容为装在旧瓶里的烂酒更为合适。它如同一根坏死的朽木,轻轻一碰就告崩裂。

公元25年的一场“救市”

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

                                                                     ——黄仁宇

 

所谓“国家破产”,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比如2008年9月,人口不到32万的冰岛主权债务达到1383亿美元,而GDP仅为193.7亿美元,冰岛宣布“国家破产”。  

建议用比较专业的东西解释国家破产这个概念,替代此段。

如果以这个概念而言,王莽建立新朝后,汉室江山已不复存在,汉朝破产无疑。王莽已将其清算,准备以他的方式在新朝代的框架下进行资产重组。原先的皇族成了如今的平民,甚至是奴婢,这是谁都无法接受的,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不来一番暴风骤雨,汉室江山就无复兴的希望。汉高祖的后裔急切地需要一场“救市”行为来表现对列祖列宗的责任。

在刘家人实施这一抱负前,有诸多问题需要得到切实的解决。按照现在的话说,有两条金融大额已经走在他们的前列,准备大快朵颐眼前的这块肥肉。这几条大鳄分别是:来自湖北的绿林军,以王匡、王凤为首领;来自山东的赤眉军,以樊崇为首领。

樊崇的军队似乎更像一个家族企业,传统但有凝聚力,故而始终如一地以集团企业的面目出现。绿林军则更像独立法人的结合体,由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由目标改变而分道扬镳,而后以同样原因又团结在一起。公元22年,绿林军一部由王常、成丹率领,进入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部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城头变幻大王旗,谁都想趁人心恍惚,局势不稳之机,大捞一把,也许会输得很惨,但也有可能将危机化为转机,增加自己的筹码,提升自己的身价。说起来,刘家人的救市目的也是如此,皇帝轮流座,今年到我家,有所不同的是,皇帝可以换着座,但天下必须是姓刘的。

事实上,刘家人也曾犹豫过干还是不干,这其中的原因,黄先生明确指出“王莽以居摄身份,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几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

刘家人即想得利,又不想冒风险,或许他们还不明白“风险越大受益越高”的道理,万一不成功,满门抄斩怎么办?万一我输了别人赢了怎么办?万一我侥幸取胜别人背后捅一刀怎么办?于是在左右踌躇间,出现了黄先生所言的“各家子弟都还避匿”的情况,直到刘秀出山,大家才决意“共襄盛举”,“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

让刘家人心甘情愿跟刘秀干,倒不是说他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看重他的为人,他宽容仁爱、重情重义的品格操守让族人相信,在“救市”过程中,这小子不会中饱私囊,更不会像非法集资者那样,给大家画一张饼,拿到钱后卷款潜逃。

此后的事,黄先生说“刘家兄弟在这次运动力起了领导作用”,但他也指出“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止他们二人”。与刘秀及他的胞兄刘縯争夺“救市”领导权的是同宗族兄刘玄。刘玄是怎么一个人呢?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目标远大,资质平庸的“普通人”。

纵观他的履历,似乎充满了奇妙。他的弟弟被人所杀,本来想与家中宾客一起为弟弟报仇,结果宾客犯了其他事被捕,刘玄害怕对方招出内情,牵连自己,就逃出了家乡,吊儿郎当地入了绿林军。23年,刘玄升了职,当上了更始将军,将军位子还没坐热,绿林军因他为汉室宗亲,拥立他为皇帝,是为“更始帝”。称帝后,刘玄大封刘氏宗亲,大家都很高兴,投资终于有回报了,等天下一统后,回报会更多,于是忠心跟着刘玄走,他的声势与威望因此达到了顶点。

烈火着锦,似乎很热闹,但这恰恰说明刘玄的平庸,在大事未定之下,就赶大集似地称帝封赏,虽说是“被逼上台”,但如果脑子还算灵光的话,他也应该判断时局而后动。这就好像还没摸清金融危机的产生本质,就贸然下重拳,试图瞬间扭转乾坤,结果却让国际金融炒家抓住了要害,使其更进一步威胁乃至破坏金融秩序。

刘玄日后因嫉妒而杀刘縯,更暴露他绝非成大事之人,不过是个政治投机客罢了。相较而言,刘秀则让人们看到了救市成功的希望。黄先生指出,刘縯死后,“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

1998年8月,金融大鳄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1个月的苦斗,使金融大鳄们损失惨重,香港金融市场的秩序得以稳定。

特区政府采取的是先稳后攻的战略,千年前刘秀使的手段显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实力而论,刘秀当时还不是刘玄的对手,而当日的局势,也是错综复杂。黄仁宇先生指出“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

刘秀没有趟这浑水,黄先生说刘秀“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份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先稳后攻的方针贯穿了刘秀“救汉室于倾颓”的整个过程。要知道,23年,刘秀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

刘秀一路北上,来到邯郸。王朗在此称帝已有年月,兵强马壮,不易正面对抗,于是便有了黄先生为我们描述的如下情节——

“(刘秀)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朗。”黄先生认为,这是“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就在刘秀于中国北方“广积粮、勤练兵、交友情、观世态”的时候,更始帝刘玄又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本来所谓“救市”,匡扶汉家社稷,需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储备雄厚资金与国际炒家一决雌雄”。然而刘玄却在25年2月将被人拥立为帝的同宗,也是黄先生所论“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的刘婴杀死,尽丧人心,而刘秀则在众人的推举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

公元36年,刘秀命大司马吴汉举兵攻破成都,尽灭公孙氏,汉室江山由此真正从“破产”阶段转入

“重建”时代。刘秀不仅救了自己的家国,也让自己的人生成功地跃升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或许就是“救市”所能给予他的最丰厚的回报。

宫廷里两个阴暗的“物种”:外戚与宦官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不是若观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凑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外买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黄仁宇

 

让我们想想,如今一个8岁的孩童会在忙些什么?不是在上各种辅导班,就是在去辅导班的路上。小小的年纪,重重的书包,看起来不是很开心。汉朝的一个8岁孩童也很不开心,他倒不是为了繁重的学业和无休无止,不管有用没用都得硬着头皮去的辅导班——倘若仅仅如此,这个8岁的孩童未必不是幸福的。但他不是普通人,他是汉王朝的皇帝,质帝刘缵。站在这个位置,他的烦恼就显得格外深刻。

刘缵虽然年少,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以皇族疏宗入继大统,完全是大将军梁冀出于“主上年幼,擅权朝廷”的私心操办而成。刘缵不过是傀儡罢了。梁冀出身豪门大户,先祖曾为刘秀恢复汉家社稷立下过汗马功劳,黄仁宇先生说“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将军”到梁冀时,妹妹又成了汉顺帝的皇后。

梁家对权力是有特殊嗜好的,它的存在不仅能让自身地位保值,更能让它升值。权力是升降梯,更是直升机。梁冀对这一官场显规则看得更为透彻,没有比权力更为实际的东西。他卖官鬻爵,以旁门左道丰满着自己的私家府邸。唐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写道“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论刘缵时的政局,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天下已非刘家所有,梁冀实为君王。刘缵小小的年纪,却有极大的危机感。手无缚鸡之力,也没个人可以掏心窝子说说话,或是出出主意,宫中的宦官更是靠不住。他应该知道前几年宦官发动的“夺宫之变”。

125年3月,汉安帝刘祜驾崩,皇后阎姬因无子,而废刘祜独子济阴王刘保为庶人,找了个年幼的皇族子刘懿皇帝。自己则垂帘听政,执掌国柄。几个兄弟官封显秩,后被位列侯爵,子侄在7、8岁的年纪就被封为黄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整个家族由此鸡犬升天。刘懿做了200多天的皇帝就死了,曹腾、孙程等19个掌事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迎立刘保为帝,软禁阎太后,不久死去,阎氏一族从此跌落万丈深渊,不复为人所知。

宦官驱外戚,迎皇嗣,客观来说,也算是“义举”,但其“以上犯下”“以私权破坏上层”却让人不禁胆寒。事实上,其实质,无非是大强盗赶走小强盗,自己坐地分赃。汉家社稷依旧危如累卵。由于自己的帝位是宦官拥立得来,即位后的刘保索性让宦官统领大权,他则落个耳不见心不烦。至此,宦官专横,汉室江山充斥着一股末世的腐朽气息。

 

在刘缵看来,宦官是地雷,稍有不慎就会血肉横飞,而梁冀则是捆在身上的手雷,即使自己小心翼翼,安安顺顺,也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他或许听说过前任皇帝刘炳的命运。汉顺帝刘保死后,梁冀的妹妹从皇后升格到了太后,梁氏一族更为显横。梁冀立2岁的顺帝之子刘炳为帝,自己则为汉室的实际领导人,为所欲为,以自己的嚣张与腐朽成全了自己恶毒的名声。1年不到,刘炳追随先帝而去,梁冀更是将天下看成自己私家的藏品。

刘缵的内心很纠结,他打不过梁冀,那就过过嘴瘾,让梁冀丢丢脸。于是在一次会议上,刘缵当着大臣的面,骂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刘懿年幼而亡,刘炳3岁死,刘缵9岁死,这是刘家的悲剧,更是汉室的哀曲。古人常将“主少而崩”与“主少母壮”看成是亡国之象。黄仁宇先生已经为我们指出这其中的“败亡先兆”——

“东汉的十三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不是若观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凑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外买其他没有一个活到四十岁。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十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结合外戚的操纵。”

权利的对弈并没有因幼帝的死去而终止,事实上,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东汉覆灭。在这一过程中,外戚与宦官始终是不二的赢家。立15岁的刘志为帝正是赢家继续其不败业绩的表现。但是这一会,梁冀选错了对象。

外戚与宦官能成一体,无非利益相依,汉桓帝刘志欲灭梁冀,势必要让宦官们看到预期的高回报率。这番的情景,黄仁宇先生为我们描述:“159年,他与宦官商量,派禁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邸,‘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

若论起来,宦官们这回是冒了极大的投资风险。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而桓帝刘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一旦有所闪失,谋人不成反被其所害,那就太不划算了。好在,瞎猫在关键时刻碰见了死耗子。据说,将梁冀家产全部拍卖后,朝廷得到了30余亿钱,这笔数字抵得上百姓年税租的一半。

此次政变的主事宦官,分别是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事后,刘志兑现自己的承诺,封5人为侯。刘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确实做得不错,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身上流着高祖刘邦的血。后人谓“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刘志也可作如此理解。但是崇祯的弱点在于刚愎自信,而刘志的弱点则在于过于天真。

刘志以为搬开头上的利剑,就能够恢复皇权,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但现实却是,5个封侯的宦官持荡贼之功,于上骄横欺瞒,目无君父,于下勒索抢劫,民不聊生。刘志是出了虎口又入了狼窝,从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黄先生指出“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始终没有实现”。

刘志欲图振作,整肃宦官、改革政治,这一番“雄心”又牵出几段身死的惨剧。这恐怕也是这个有点性格,但无手腕的皇帝未曾想到的。当然,此类感叹无非是身为后人的读史者发点无关痛痒的牢骚,事后诸葛亮大概谁都可以做,只是身置其中,又有谁能看清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所谓“不能把握于万全”便是如此。

东汉的外戚专权当然不是从梁冀肇始,弄权惑主却以梁冀为最,按现在的话说,他创造了一种不良的生存环境。他的阴暗滋长吞噬了汉帝国原本还算健康的肌体。宦官的轮番登场加重了这种破坏,直至汉灵帝刘宏,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12个宦官完全操控朝政,酿成“十常侍之乱”,天下汹汹,民怨沸沸。而外戚何进欲谋宦官,又演出几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大汉朝廷,成了外戚与宦官的斗兽场。历史是相似的,而个人又有个人的不幸。

公元169年: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李膺)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实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徒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169年。

                                                                                ——黄仁宇

 

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对于立国已有368年的汉帝国来说,公元166年便是这样一个多事之秋。

这年4月,洛阳、亳县发生饥荒,近一半的百姓饿死;7月,鲜卑、乌桓、南匈奴数万联军侵攻边防重镇;同年,桓帝刘志以鲜卑势强难制,封王许亲,希望重塑“友好关系”,鲜卑不受,反而更加抄掠汉地,又自分鲜卑为三部:从今河北丰润至今辽宁辽阳为东部;从河北丰润以西至今甘肃敦煌为西部,时刻威胁汉廷的国防边境。

对35岁的刘志来说,国家多事,固然令人头疼,但这还不足以扰乱他的心绪,让他寝食难安的其实是宫中那些看似没用的家伙——宦官。要树立天下从之的威望,势必要铲除这些如同蝙蝠一样的人物,但是要想坐稳皇位,却不得不笼络依靠他们。黄仁宇先生所言“存在很多潜在的冲突”的现实,让刘志终其一生都在无奈与悲凉中寻找生存的平衡点。他想做个埋首沙漠的鸵鸟,但浮出水面的争斗却打破了他的梦想。

 

野王县令张朔是被黄先生称为“宦官头子”的张让的弟弟,朝中有人好做官,更持张让权倾朝野,张朔俨然成了一个生活于“秩序之外”的自由人。此人有个特殊爱好,就是喜欢杀孕妇,这成了他获得快乐的不二途径。司隶校尉李膺听说后,全国通缉张硕,张硕只得躲到京城张让的家中,以为能避祸于此。显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都憋足了一口气,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张让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是出鬼主意却是相当内行。他给他的弟弟找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安全的藏匿之所——“合柱”。简而言之就是将柱子掏空,把人放到里面。如此一来,即使你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不可能找到想找的人。但是李膺的一双眼睛粉碎了张让的精心布谋,张硕被从柱子里拖出。黄仁宇先生论其结果“刚一询问,立即处死”,丝毫不给张让这个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面子。因为皇帝本人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黄仁宇先生这样描述当中情景“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示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延迟。”

李膺的一番话让刘志无以辩驳,这时的他,可能连剥其皮、噬其肉的心都有,但是李膺声名显重,假如置他死罪,显得自己这个皇帝没有度量,听不进忠言。冒了所谓道德上的风险。刘志的脑筋转的很快,他对张让说:“是你弟弟有错在先,司隶校尉秉公办事而已。”

据说在这以后,宫内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桓帝感到奇怪,宦官叩头向桓帝哭诉说“畏李校尉。”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畏而生怨,怨而生恨。事实上,以“宦官头子”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将“李膺”这个名字如生肉般在嘴里撕咬过无数次。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惹毛宦官。

我们说李膺是天生的宦官对头,坏人克星,或许未免过于“戏剧化”或“故事性”,这就好像事后总结某人在某轮股市行情中赚得盆满钵满,是因为关联方建老鼠仓一样,有点站着说话的味道。假如以经济学的概念来论,李膺实际上冒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汉桓帝实际为精神领袖,而执行者为宫内掌事太监。黄仁宇先生引《后汉书》,指出他们“宾客求让者,车桓数百千辆”。天下舆论为他们所控制,天下百姓自然也被他们所蒙蔽,当然,除了少数清醒独世者。但“少数派”往往预示着被误解、被损害的命运,李膺却为此而奋斗不止,除了可敬就只有可佩了。

8年前,也就是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掌管洛阳及其附近21个县。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政一把手。此地有一大姓羊元群,为宦官党羽。羊元群有个见不得人的爱好,就是喜欢贪小便宜,即便是厕所,只要有精巧的小玩物,也会抠出来带回家,加上鱼肉百姓,名声很臭。属于“人人得而诛之”的类型。李膺联合农业部高官与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惩治了这位羊大官人,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羊主人不干了,在精神领袖面前进行诬告,李膺等人被罚做苦工,后经人求情才免罪。

皮肉受了点皮,但却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敬仰,太学生称其为“天下模楷”。他成了青年学子的心中偶像,以被李膺看一眼,握个手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若是能为他赶个车,和他说句话,那更是做噩梦都会笑出声来的大喜事。

 

自由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假货不会因为真货的存在,而自动退出流通领域。个体需求决定质与量。说的深一点,依旧以经济学概念而言,就是“信息不对称”。宦官是皇帝的眼睛与手脚,对宫中事情一清二楚,也能对皇帝心思猜出个子丑寅某,而良臣如李膺,虽一心一意为刘家办事,却远离宫阙,与皇帝不能随时进行有效沟通,使宦官成为唯一的对外窗口,导致皇帝因宦官一面之词而对他采取不利手段。

宦官之所以在张硕被诛后没有及时出手,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暗地磨牙,伺机反扑。机会终于被他们逮到了。166年的年底,方士张成掐指一算,认为不久将天下大赦,故让儿子随便杀人,没多久果然应验,但李膺不管这一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处死了张成之子。

张成是宦官党羽(大到一方强霸羊元群,小到迷信产业从业者张成皆为其党羽,可知宦官势力已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宦官便让其向皇帝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黄仁宇先生所讲的“宦官与名士的对决”正式爆发。包括李膺在内的部级高官悉数被捕下狱、替他们求情的也被免去官职。

党人见多识广,对敌斗争很有策略。因是宦官审讯,他们便编排一些“故事”,故意说宦官子弟及家属也参与了这项“反政府行动”。宦官怕皇帝听到的一面之词变成两面之词,于己不利,便没在往下深入,加上刘志的老丈人出来替李膺等人说话,汉桓帝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于次年下令释放了党人,但终身罢黜,不得任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时隔两年,李膺及其支持者却再无这样的幸运,我们或许可以“不良之心”来揣测——宦官及他们的代理人汉桓帝刘志已没有耐心陪这些人继续玩下去。黄先生说张让是“玩世不恭”之人,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按牌理出牌,从“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来说,正人君子似乎永远都不是龌龊小人的对手。道理很简单,玩阳的玩不过玩阴的。于是,悲剧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黄仁宇先生指出“(李膺)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实被拘入狱被拷死,他的门徒达千余,也受禁锢。事在169年。”

说到灵帝,有句“名言”让人印象深刻:“张常侍乃我父”。他与宦官的紧密关系不仅超过了其父,更让后世之明朝皇帝汗颜。天灾人祸似乎也更钟情于这样的帝王,河水泛滥,外族入侵联袂登场。他唯一还算善政的就是在184年解除了对党人的禁锢,但这是为了防止党人与当年起事的黄巾军勾连。愚昧者往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大算盘却不知如何操作。“党锢之祸”表面上如黄先生所言,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皇帝似乎置身事外,乐在逍遥,但对皇帝来说,这却是最大的不作为。蝗虫多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吃蝗虫的益鸟全数捕光。由此而言,输家不是宦官,更不是忠良之士,而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他的江山。

是他谋杀了自己的国家。

踩着儒学做大官,世间已无读书人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也可从。

                                                                     ——黄仁宇

 

除了做官,读书人还有什么可扬名立万的渠道?

这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下至黄口小儿,上至耄耋老人,都清楚读书人眼不分五谷粮,手无缚鸡之力。除了成为一个不用日晒不用雨淋,只消在大堂上拍拍惊堂木,摇头晃脑地说一通古往今来的圣贤功德,抽空再学点官场潜规则,两眼朝上看的官员,实在想不出读书人还能有何作为。

伤感一些来说,这是自605年实行科举制至1905年此项制度废止前,读书人无可奈何必须接受的命运。不过并不是说在隋朝之前,读书人的生活就是整天春光灿烂好人生——猫吃鱼狗吃肉打打小怪兽。事实上在两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提倡儒学的结果,让读书人不生“奇思怪想”,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之外,他们也要经历后世同人的尴尬,除了做官“别无他业可从。”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感叹,原来乌鸦在任何时代都是黑的。

如今提倡的学知识用知识,在两汉官方的舆论里,从来都被视作一种不可接受的笑话。政府提倡的是毫不遮掩的“实用主义”,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一个读书人只是窝在一边,做点小手工,或是写几本永远没有正式出版机会的手抄本,那么只会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别人也会因其不能带来实际效益而拒绝继承这样的衣钵。

张衡和王充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张衡为人所知,是他于132年制造了一种能准确获知地震方位的机器地动仪,然而张衡故去后,他的科学仪器随着他的肉身仪器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有关宇宙的学说也大多不传,目前为止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与仪器相关的图纸;王充虽被后世称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被认为是东汉200余年三大思想家之一,但当时的他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徒留寂寞在身后。

在许多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读书人眼里,张衡及王充这样的人物,可以敬重,却不能习之以榜样。仕途的进阶并不依赖这些“务虚”的东西,而是依靠儒学提供的为人处世之道获得考察者的青睐,以期得到梦寐以求的官位。即便那些没有仕途进取之心的人,政府也会以它的方式将他们网罗到机关的各个部门。这便是黄先生说称的“‘察举’与‘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推荐制度。”

我们无从知晓汉武帝刘彻制定这种制度出于什么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因为在前134年通过刘彻的“贤良方正”而被政府录用。“贤良方正”是所谓“察举”制中一项内容,除此还主要包括孝廉、秀才、明经等。这三者都是以儒家提倡的“忠义礼智信”为精神原则,以此作为人生的基本目标。其中以“孝廉”最为世人看重。它不仅被百姓用来品头论足,也被皇帝视作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标。、

这项制度起于西汉,最初是每一郡、每一国中挑选一位“孝廉”,至东汉初,选拔察举制度归于严格,按黄先生的话说,就是“每二十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显然会让很多人失去“上位”的机会,于是一幕幕好戏就此上演。

东汉末,孝廉出身的大名士陈蕃任安乐太守,听闻治下有一个叫赵宣的人,赵父去世,他在父亲的墓道中独自服丧20 余年,名声震动州郡。陈蕃欲举其为孝廉,结果一经政审才知道此人在服丧期间一共生了5个儿女,结果陈蕃大怒,遂致其罪。赵宣借孝之名义成为公务员的梦就此结束。这还是陈蕃工作能力强,亲自下基层调查情况,而那些被骗过的“孝子贤孙”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当时有慧眼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

有自己弄虚作假的,更有攀龙附凤,走后门找关系的。遂出现了“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的现象。考察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与人脉关系网,很乐意将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选为官员,尤其是本乡本土人士更是如此。这也是儒家重视人身关系的体现。故而黄仁宇先生指出:“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人情社会、关系大于法理便因此出现,所谓“朋党”大致也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被政府征召的都是酒囊饭袋,毕竟一项制度在向我们赤裸裸地呈现因制定者的不足而导致它有所欠缺外,也有诸多闪光的地方。

这里我们还须涉及一段曹操年轻时的往事,不管在扫黄巾、灭董卓之后曹操变成了怎样一个人,在他在还处于血气方刚年纪时,他的头脑里始终是在想着如何在这乱世为帝国的再度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也不会让大名士何颙、许劭评价其为“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很显然,曹操通过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得到了这些名人的认可,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纯粹。

这并非是他大灰狼装扮小红帽,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基本上做到了表里如一。因此在174年,20岁不到的曹操就自然而然地被选为“孝廉”。看来这世上的乌鸦有时不一定都是黑色,难免有基因突变。初涉仕途的曹操很快以他的果敢证明了自己的确“孝且廉直”。

曹操被举孝廉后进入洛阳担任北部尉。到得任上没多久便用五色棒将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以违禁夜行之罪处死,此事使“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在主观上也很想培养这样一个极有前途的年轻人,但如黄先生说的:“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时代让很多原本想做好人的人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以暴力的手段展开另一种传奇,这或许是那些踩着儒学的肩膀爬上高官厚禄的人所预想不到的。

依靠儒学上位的人们以相投的趣味,在刘彻最初确立这一选拔制度时,就结成了相互利用的圈子,资源共享,利益共存——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在这种情势下,黄先生所述的“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做主,后者又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宦官作后台”的现象已不是个别官员的操守问题,而是帝国的内脏被蛀虫掏空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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