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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下) 文 / 金满楼 更新时间:2012-12-18 10:59:14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在西摩尔联军在京津线上进退不得的时候,北京也随之陷入了混乱。导致北京陷入混乱的直接原因固然不是西摩尔联军,但西摩尔联军却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又从何说起呢?

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获得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激昂的情绪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从6月12日开始,便有大批的义和拳陆续进入京城。据各种文献的记载,这和“太子党”载漪和载澜等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文所叙)。这些义和拳大都来自于北京附近地区,当时刚毅前往涿州对义和拳进行晓谕安抚,但并没有使得他们解散,反而使得本没有攻城实力的义和拳进入了京城。这是庚子年中最为致命的错误,这和守旧派的刚愎与“太子党”的私心是分不开的。

大量无组织的义和拳轻易的进入北京后,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北京的局势便开始一步步走向失控。6月13 日后,义和拳继续按照他们“神鬼之战”的观念,开始在北京城内如右安门、崇文门、宣武门、顺治门等地焚烧教堂和教民民居,其中也不乏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之暴行,京城内的局势立刻紧张了起来。据当时的目击者称,拳民们“竟敢白昼持械,横行街市,三五成群,任意劫杀强掠,夜则庙宇、民居聚集成党,铺肆几至关闭,家居日夜不安”。这种情况在后来更是严重,正如前文说叙,“二十二日(6月18日),外州县各村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在此情况下,义和拳与在京的外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在内)也开始发生冲突。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记载,在13日的中午,有几个拳民坐着马车从使馆区通过,其中有一个人炫耀的拿出大刀在鞋上擦拭。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恰好路过,他立刻被拳民的行为激怒了。于是克林德拿着手杖去袭击拳民,其他人都跑了,但抓住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拳民。克林德痛打了这个男孩,并把这个浑身是血的男孩拖进德国使馆关押了起来。

少年无端被绑的消息传开后,拳民们更加愤怒,傍晚时便有数百拳民聚集在使馆区附近。随后,拳民们开始攻击使馆区最北边的奥地利使馆,这个使馆离英、法等国使馆较远,因此容易受到攻击,奥地利使馆卫队随即使用机枪扫射,但没有打死拳民,因为他们似乎是有意调高了准星做恐吓之状,但拳民们则认为是自己的“刀枪不入”在起作用。

在其他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和平了。在13日的晚上,天主教在北京的东堂和南堂遭到焚毁,周围主要由教民居住的房屋也被烧毁,当天晚上被杀的教民可能有数千人。就连大清帝国的海关也被烧毁,总税务司赫德在匆忙间只带出了一个箱子,所幸的是他的日记被人及时的带出。第二天上午,当法国使馆卫队赶到东堂时,整个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被烧死的教士、教民的遗骸,其中法国教士多雷也在其中。

冲突无处不在。从6月13日开始,在救援教民的旗号下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憎恨义和拳的动机下,使馆卫队和在京的外国人开始主动出击,就连外交官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组织了一些长期包房的外国人前去救援教民,他们在行动中打死了数十名拳民。《泰晤士报》的记着莫理逊在日记中说:“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奥地利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的说:“我用左轮手枪击毙五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

公使们也参与了这场攻击行动。14日,克林德看到拳民们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便下令卫队立刻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刚刚来北京上任,他虽然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也不甘示弱,他也亲自杀死了拳民数十人。就连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的赫德,那时候也成天在屁股后面吊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外国人(包括外交人员)的行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猎取拳民的行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而不可思议。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在后来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迈耶斯的辩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显然大大超越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并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并不想做过于深入的探讨,但必须指出的是,导致这种不可理喻的事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廷的治理失败所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本该保护自己国民(包括教民!)的清廷被载漪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保护教民和控制局面,反而抱着自己的私心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有限)。所谓“庸奴误国”,诚然如此!

康格夫人当时也记载道:“6月13日,义和拳开始焚烧外国人的房产;6月14日开始,使馆与外界的联系中断;6月15日,建于17世纪初的南堂教堂被烧毁,发生了暴行。在义和拳撤离后,使馆卫队派出少量士兵营救出数百名幸存的难民,他们被打伤或者烧伤。当天,使馆卫队在城墙上向义和拳开火,打死七名拳民。第二天(6月16日),使馆看到正阳门一带燃起熊熊大火”。康格认为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保护责任,使得各国出兵完成本该由清政府承担的保护工作。公使们似乎认为这场暴乱将断送大清王朝,“看起来,这次因为自己的国民,清政府要在劫难逃了,王朝更替的脚步仿佛越来越快。”

在荣禄的影响下,清廷于6月15日发布上谕,“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毁如旧,且有奸宄从中煽惑,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间有杀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人心日多数惊,居民不得安业。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着步军统领严饬各地方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但此刻的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康格夫人说的正阳门大火便是上谕发布的第二天(6月16日)发生,当时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前文曾提及)。

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会议的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弥漫半空的黑烟,脸上阴沉了半天,才抛出一句话:“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你们说怎么办”。各大臣听后,“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据时人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先发言说:“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如果义和团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联合进攻,到时候怎么抵御?”太常寺卿袁昶也站出来痛斥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嗓音之大,声振殿瓦。慈禧太后听后,似乎十分不悦。

这时,侍郎长萃突然跳出来唱反调,说:“义和团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载漪、载濂听了大乐,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戊戌变法后一直不太吭声的光绪皇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仗,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载漪听后,顶嘴说董福祥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有他就不用怕洋人。光绪说:“董福祥骄横跋扈,列强船坚炮利,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光绪自变法失败被幽闭后,每次见大臣一般都是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天话语峻切,显然知道这时的局势已经是非同小可。

这时,侍讲朱祖谋也称董福祥是个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朱祖谋回奏,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团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听后大怒,随后用极为粗暴难听的话大骂朱祖谋,各大臣见状,一个个都不吭声了。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也记载了这次会议,但他提到在太常寺卿袁昶发言后,慈禧太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也许是慈禧太后的表态,才使得一些大臣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后,在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中,荣禄也多次提到载漪等王公贝勒在会议中“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当着上头,大为喊叫,其不成事体,亦所未有,故庆王(奕劻)尤不敢出语”。

会议结束的当天,慈禧太后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抢劫,许景澄差点给打死了。得到那桐和许景澄的报告后,慈禧太后在6月17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议的主题还是昨天的两个:一、义和拳究竟是剿杀还是抚而用之?二、究竟如何对付西摩尔联军?

在《崇陵传信录》中,恽毓鼎提到在17日的会议中,慈禧太后拿出一份洋人的照会,据说是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其中洋人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太后隐瞒了第四条,但前三条已足以激起了满族亲贵们的义愤,使得会议转向了决战的一边。

关于这个照会的真假问题,史学家的争论很多,但细细推敲,漏洞太多,不足为信。事实上,这个照会只需要拿到使馆去对质便可真相大白,洋人断不可能提出如此要求。不管这个照会的有无真假,在17日的会议结束后,慈禧太后派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去使馆,要求各国公使不得调兵来北京城,兵来就等于决裂。由此可见,这两天的会议并没有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最后决断,慈禧太后似乎还在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两次御前会议所争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总结如下:刚毅、载漪等人认为义和拳是“良民”、“朝廷赤子”,反洋反教是“自卫身家”;“剿拳民则失众心”, “一意剿击”会“激之生变,铤而走险,势所必然”,“不如抚而用之”;反对者则强调,义和团“名为忠义,实则叛乱”,“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如果姑息宽容,就会养痈贻患,一旦蔓延,将难以收拾;最好的办法便是“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只有自己赶快剿灭义和团,“乃可免洋兵助剿”。

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六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换句话说,通牒到达之前战争已经开始了,后叙)。考虑到当时电报通讯中断,裕禄的报告应该在18日或者更晚些到达慈禧太后那里,因为18日慈禧太后第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的时候,仍旧没有对是否决裂做出决断,但到了19 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无疑与天津方面的变故相关。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借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们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在第二天的清晨如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

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有收到骚扰’。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不知道为什么,克林德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亲自前往---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去的话会很丢面子(或许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国使馆后吩咐准备两顶礼轿(一顶猩红色的,一顶绿色绒布的,以显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译柯士达各乘一顶,带着两名护卫,出发了。

据柯士达的说法,说他们的轿子在路经哈德门大街的时候,轻轻的擦到一辆满载清军的大车上,一个清军士兵便举起枪,向礼轿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对着克林德头部开了一枪,克林德立刻咽气了,轿夫们吓得四散逃命。在混乱中,柯士达也腿部受伤,他挣扎着走到一家美国教会那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柯士达的描述来看,他试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预谋的话,何以解释他自己腿部受伤却能逃脱这次杀身之祸?也许柯士达意识到在混乱没有顾及公使克林德而独自逃走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有意想掩饰些什么。据其他方面的记载,一家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报纸刊登了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的日记,据他的描述,当克林德路过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克林德的护卫人员手枪失火,比利时使馆卫队以为是清军开枪,于是也开枪射击,随后清军反击;在各方惊慌失措而混乱的枪击中,克林德被击中了。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和这个大同小异,但认为走火的那枪是克林德本人所携带的手枪发出来的,这才引起了比利时卫队“蜂拥赶出,开门放枪”,于是清军“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

《庚子大事记》中说,“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这个恩海便是当时在哈德门大街巡逻的清兵小队长,柯士达说杀克林德的就是他。事发后,恩海一边派人去向上级报告,一边亲自守卫克林德的尸首,在这过程中,他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银怀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他因为将此块怀表在当铺当出,结果被顺藤摸瓜的抓到,后来被德国军队亲自处决。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中外信息中断的情况下,一家英国的报纸在4天前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假”新闻,这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记着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紧张混乱情况下,发生公使被戕事件似乎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克林德被杀后,公使们更加坚定了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的念头并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再没有人谈起离开北京的事情。一天前(6月19日),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和荷兰使馆的外交人员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6月20日,奥地利人也离开他们的使馆搬了过来。

英国使馆有很大的花园,房子很多,院子里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当时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教民来到使馆区。除了沙莫两口子还守在他们的北京饭店外(也在使馆区),当时在京的所有外国人(近900人)都在20日那天躲进了英国使馆。这些避难者还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所幸的是,他们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本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

就在当天下午,清军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由此可见,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只能“升屋而号”,这说明他们是完全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

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这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因为早在6月16日的时候,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就这点而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却只字不提或匆匆带过。

6月20日下午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基本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便被使馆卫队主动放弃。为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事后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意大利人撤出后,使馆便被焚毁。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这个诏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

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份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直隶总督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侵略,而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换句话说,庚子年的战争完全是列强一方挑起的;其次,诏书宣战的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并不能算是对外宣战——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而认为清廷不懂国际法上的宣战形式也说不过去,因为在甲午战争时,中日双方都发布过正式的宣战书;其三,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由此,说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清廷在21日发布诏书后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吹开历史肥皂的泡泡,其背后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如前文所叙),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那种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而且,清廷即使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颟顸而不识时务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的原因(或者说根本就是上当受骗)相信了义和拳,而载漪等人可能是抱有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拳民、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朝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的原因:“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读者自当察之。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同时又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很显然,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绝非是拳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

   这个策略在7月22日清廷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在解决了这个内部问题后,再看庚子年中的这个“使馆之围”就没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而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其实也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做一个大胆推测的话,假定公使们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是很聪明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会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要不然,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得住?从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就曾说《北京信札》,“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一定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由此他也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是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在这段时间,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

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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